隨著俄烏沖突加劇，包括意大利內衣制造商Cosabella以及德國時尚品牌Hugo Boss等在內的眾多國際品牌，被迫暫停在烏克蘭境內的采購業務。與此同時，因為時裝周而身處米蘭的烏克蘭模特們正在擔憂回國的問題，一些活躍在烏克蘭的時裝設計師也在尋求海外庇護。

時尚的運轉并非是一個“平行宇宙”，縱觀上世紀的兩次大戰，戰爭并沒有令時尚中斷，而對其產生了獨特而深遠的影響。

戰爭往往伴隨物資緊缺，這些有限的物資還要優先供應戰場。一戰時，服裝的剪裁和面料開始側重實用性。由于羊毛要優先用于制作軍裝、襪子和毛衣等送往前線，大眾服裝的面料變得有限，婦女的衣裝風格被簡化，以減少對某些特定織物的使用，這也促成了由回收羊毛和人造纖維制成的混紡面料的普及。

到了二戰時，這一影響更為明顯。1942年，美國戰時生產委員會發布了第85號限制令（后于1945年5月8日取消），要求節省15%的國內面料生產，以及超過4000萬磅（約181.4萬公斤）的羊毛布。布料的節約被控制在方方面面——女裝取消了許多繁復的設計，兩片式泳裝應運而生，甚至連鞋跟都不允許超過1.5英寸（約3.8厘米）。戰爭結束后的1946年，比基尼泳裝誕生。

除了節約重要面料外，由于珍珠港事件，來自日本的絲綢也被禁止使用。于是，人造纖維在這一時期成了重要的服裝面料。

同期，男性遠赴戰場導致勞動力緊缺，隨即將女性推入職場，她們駕車，爭取參政權，并脫下了束身衣，穿上了便捷的褲裝。對于這些參加工作的女性而言，男人的連體工裝可能才是最時尚的單品。隨著戰時軍裝式樣和工作服開始流行，卡其色和黑色變成主流色彩。作為英國軍裝的主要顏色，卡其色其實來自更早的戰場，它是英國人從印度學來的，“卡其”一詞在印地語中是“灰塵”的意思。

大洋彼岸的英國則在1941年6月1日開始實行服裝配給制，并一直持續到了1949年。1942年和1943年，英國貿易委員會推出《民用服裝制作（限制）令》以進一步節省勞動力和原料，并將制造成本壓縮到最低。這些限制令被稱作“緊縮條例”，適用于實用性服裝和非實用性服裝的生產。

據估計，這些措施每年節省約500萬平方米的棉布。由于緊縮條例禁止使用拉鏈和彈性腰帶，背帶成了男裝的一個重要元素。在整個戰爭期間，松緊帶的供應非常短缺，女式內褲是少數可以使用松緊帶的服裝之一。

在配給制下，婦女們充分發揮著自己的聰明才智：舊毯子和窗簾被做成裙子，服役士兵留下的西裝成為妻子的裙子和夾克，耳環和手鐲是用工廠里的飛機塑料、擋風玻璃碎片制成的。

在緊縮條例中，適用于男裝的規定最不受歡迎：西裝用單排扣取代了雙排扣，翻領不得超過一定的尺寸，口袋的數量受到限制，褲腿的翻邊被廢除，襯衫的長度被限制，雙袖口被禁止等。

如此一來，人們擔憂可選的服裝風格會過少。不過很快，倫敦時裝設計師協會于1942年成立，除了代表英國時裝業的集體利益，促進出口和發展設計標準之外，協會還在貿易委員會的委托下，按照緊縮條例的規定設計時尚而又經濟的實用性服裝。

除了物資緊缺和配給制帶來的限制，戰爭本身也對時尚帶來了影響。比如女裝開始向軍事風格靠攏，其對墊肩、自然腰身和直筒裙的采用，與軍裝的輪廓非常相似。而當平民服飾向軍裝靠攏之際，士兵的穿著卻越發隨意，飛行員夾克開始流行。這種夾克比傳統的大衣擁有更多的口袋，使得士兵能夠攜帶更多的裝備。

1939年9月，為了加大德國空襲的難度，英國全境實行停電。除了路燈和招牌被熄滅之外，所有車輛都必須在車燈上加蓋來弱化燈光。撞車事件隨之增加，一系列可以提高佩戴者夜間可見度的夜光配飾由此誕生。

為了方便及時躲避轟炸，英國人還在二戰期間設計出了可以迅速穿脫的連體衣“警報服”（siren suit）。在夜間轟炸來臨時，前往庇護所或防空洞避難的人們可以飛快地將寬大的警報服套在居家服或睡衣外，既保暖又不失體面，而且上面還設計了口袋放置文件和貴重物品。這種警報服一度十分流行，許多零售商都推出了自己的系列。當時的英國首相丘吉爾也喜歡穿著警報服來鼓舞民眾士氣。

從側面來看，如果不是因為防空警報變成了需要應對的日常，這種衣服又怎會走紅？人們可以適應疫情時期的口罩，也可以適應戰時的防空警報。就像這期間的時尚一樣，人們不會放棄對生活、個性和自我表達的小小追求。

時尚與其他的藝術形式一樣，對于人類來說是一種表達自我和獲得喘息的方式。在對戰時時尚的回顧中，我們可以窺見作為個體的普通人在艱難時刻的日常生活。在最殘酷黑暗的時刻也不放棄對美的追求，這也許是人類最微小也最偉大的美好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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