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局勢、美聯儲加息、疫情反復、金融數據回落……面對復雜的內外部環境，如何克服“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實現國內經濟“穩增長”？當前全球經濟最大的挑戰是什么，會對中國產生哪些影響？

業內普遍認為，“穩增長”的實現依然確定，從哪些環節發力是關鍵，消費被寄予厚望。中信證券宏觀研究團隊表示，對于穩增長，既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對于美聯儲加息，多位經濟學家觀點明確，在謹慎的“以我為主”過程中，政策或更傾向于運用數量擴張工具而非下調利率價格。

“滯脹”風險擔憂加劇

“2022年一定是有巨大波動和不確定的一年，這一年要做出比較明確的分析比較困難，但從現在的情況來說，2022年以后的趨勢還是可以看到。”3月18日，在《財經智庫》全球經濟信心指數發布會上，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副總裁朱民指出，在疫情反復、供應鏈變化引起的通脹、美聯儲加息、烏克蘭局勢帶來的能源沖擊，世界經濟大概率走向“滯脹”，當前的世界經濟金融已經從2008年后的“三低一高”（低增長、低利率、低通脹、高債務）來到了“三高一低”（高通脹、高利率、高債務、低增長）的新變局。

在烏克蘭局勢影響下，大宗商品價格的上升可能還會延續相當長的時間。以此前不斷走高的石油價格（WTI原油最高升至130.50美元/桶）為例，朱民認為完全有可能升至140美元/桶，新能源風口上的鋰價則可能上升40倍，“大宗商品的價格狂飆上升，以及地緣政治的巨大不確定性，一起把通貨膨脹持續性的上升做實了”。

長城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伍戈也在最近指出，類比歷史，當資源國陷入類似局勢時，其對經濟“滯”與“脹”的影響是既定的，即使局勢緩和或結束，制裁等措施的實施和影響仍將持續。因為制裁方尋找替代進口源、被制裁方彌補需求缺口的“換椅子”過程，商品價格恢復到制裁前的水平至少需要半年左右時間。

值得注意的是，俄烏不僅是石油、天然氣等主要能源輸出國，其在農產品、金屬礦物及化肥等領域也舉足輕重。數據顯示，俄羅斯是全球第二大原油生產國和出口國；歐盟逾40%天然氣來自俄羅斯；俄烏小麥出口占世界份額約1/3；俄羅斯為鎳產品第一大出口國；甚至美國有90%的半導體級氖氣來自俄烏。

朱民認為，接下來全球的PPI和CPI剪刀差還會繼續走闊，中國作為大宗商品的進口國難以避免，結構調整以及通過改革建立一個靈活的市場機制和應對機制顯得尤為重要。據伍戈初步估算，烏克蘭局勢或將拖累我國今年出口增速至少2個百分點（全年中樞約8%），并引致PPI中樞抬升3.5個百分點（全年中樞約7.5%），CPI中樞抬升0.5個百分點（全年中樞約2.3%）。

美聯儲加息有何影響？

除了烏克蘭局勢的干擾，美聯儲加息的節奏和影響也是影響國內經濟和政策的一大不確定性。在高通脹壓力下，美聯儲于3月17日凌晨宣布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至0.25%~0.5%的區間，雖是2018年12月以來首次加息，但在市場預期之內。另外，會議公布的經濟預測報告顯示，美聯儲在2022年還會加息6次。

“美聯儲開始加息不重要，問題是它加息、縮表、下調經濟預期三舉并行，并行的速度和規模怎么走？這是一個很大的事情。”對于此輪超級加息周期，朱民認為，美聯儲在抑制通脹和穩定經濟之間陷入兩難，未來不確定性還很大。

美聯儲加息之下，為應對資金外流和貨幣貶值，新興市場國家往往不敢放松甚至可能收緊貨幣政策。伍戈則認為，美聯儲加息并不必然意味著美元升值和新興市場貨幣貶值，在1974年以來的21輪聯儲加息周期中，僅出現8輪美元明顯升值，新興市場還呈現經常賬戶順差越大、其貨幣貶值幅度越小的規律。他認為，當前人民幣具備類似特征。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也認為，當美國反通脹中國穩增長，就會出現一個新的變化，即境外投資人開始持有人民幣和人民幣資產。

對于未來的政策預期，伍戈認為，面對相較過往可能更快的聯儲加息，我國仍將“以我為主”穩增長，但在工具選擇方面，結合歷史情況和“珍惜正常的貨幣政策空間”思路下利率彈性明顯遞減，我們可能仍將采用更多的非利率逆周期手段。

穩增長從哪發力？

從《財經智庫》最新發布的2022全球經濟信心指數報告來看，受訪者普遍認為中國經濟規模大發展韌性強的優勢將發揮重要支撐作用，2022年全國匯市、股市將平穩向好，但最大的風險是居民對收入增長預期不足、國內疫情管控長期嚴格、國際經貿環境惡化影響出口和關鍵產品進口以及就業困難和消費疲軟等。

如何實現穩增長？專家們普遍認為，要實現5.5%的經濟增速目標，增長動力要發生根本性變化，消費再次被寄予厚望。前述報告也指出，提升收入擴大消費、保護民間投資信心增加有效投資，促進創新發展經濟新動能是2022年穩經濟的著力環節。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蔡昉指出，經過2021年高速的補償性增長，國內經濟在2022年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進出口和投資拉動減弱后必須轉向消費模式拉動。伍戈此前推測，在上半年基建和房地產陸續企穩之后，消費對國內經濟的支撐力量也將會凸顯。

但提振消費依然困難重重。朱民認為，推動國內經濟增長的動力既包括房地產、基建和出口三大傳統動力，也包括科技創新、5G、大數據、碳中和等新的增長力量，但前者短期目標已經變成了“穩基建、穩地產、穩出口”，而推動消費我們最近幾年都在努力，仍然具有較大挑戰。蔡昉認為，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中，需求側壓力更大。

在總量效應、結構效應、收入分配效應這三大人口影響消費路徑中，蔡昉認為當前收入分配效應是唯一具備操縱空間的方向。在政策方面，蔡昉認為，未來還可以通過政策直接改善民生，穩定收入、擴大消費。“市場主體是青山，居民的收入和他們創造的消費就是沃土和沃土里的養料，青山要有，沃土也需要，這兩者是不可分割的。”蔡昉預測，如果沒有額外的消費恢復，國內消費在經歷恢復以后還有可能走低，因此供給側和需求側的復蘇政策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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